疫情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

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，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、全球市场？3月25日，由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“北大光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分析会”在线举行，多位学者从多个维度对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探讨。

刘俏：政策逻辑应侧重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

我们应冷静评估疫情的快速演变，对疫情的观察以天为单位。疫情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“公共卫生事件”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、带来的冲击可能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。与过往危机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它直接影响实体经济。如果美欧等国对疫情控制不利，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需，也将影响全球的供应链，必然干扰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
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，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的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，以更大的力度出台正确的政策，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这一轮经济政策的逻辑应该与过往不同——其侧重应该放置在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。 

当前应该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导作用，聚焦两个领域：一是中小微企业，建议继续给中小企业减费降税，尤其是降低所得税。第二是消费，提升消费能力，将收入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；建议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消费券或者是现金，也可将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从5000元再次调到6000元。此外，备受关注的“新基建”，可以围绕民生，针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结构性破题，去寻找项目储备。

唐遥：疫情后的中国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 

过去30年的时间里，全球技术、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，推动生产的各个环节分散到多个国家。这种生产环节的跨国分布形成了生产活动的链条和网络，从国家和行业的层面看，这是价值创造分布的全球价值链，从企业的角度，这形成了连接上下游的供应链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，成为价值链中的三大核心之一，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。

本次新冠疫情从几个方面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方式。第一，在疫情爆发早期，全球的制造业企业担心中国的供给中断，国内企业则担心无法完成外贸订单，出现长期的业务流失。第二，随着疫情在其他国家快速爆发，经济活动大大放缓甚至停摆，中国企业反而要担心上游产品的供应中断。第三，由于疫情大概率会推动全球经济总产出在2020年下降，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深度衰退，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一次大的需求冲击。

我们预判疫情过后，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不会深度重组，中国仍然会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。根本的原因是分工始终是效率的重要来源，而从行业和环境角度看，多数海外企业无法承担供应链大规模重新布局的成本，衰退动荡中的金融体系也难以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，而中国应对突发冲击的高效率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。

面对需求大幅下降的局面，参与国际分工的行业要积极发掘内需，努力稳定就业，合理整合和优化产能。同时，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，立足于强化和周边国家以及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合作，增强集体的抗风险能力。 

刘晓蕾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解决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 

疫情期间，远程办公等契机，促使企业信息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，这会极大影响未来融资模式，促进国内融资模式从“主体信用”向“资产信用与交易信用”转型。 

根据央行数据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一直在30%左右，也就是说小微企业对经济的作用，与其收到的信贷支持是严重不符的。与此同时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，2019年与2018年相比，大型企业应付账款同比增长42.7%，而小型、微型企业的应收账款分别同比增长37.8%和43.7%。 

可以预见，疫情过后，大企业本身也会面临资金紧张，拖延账期的情况只会更严重。而小微企业会面临更紧张的流动资金紧缺，解决应收账款融资，会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很重要的解决途径。

新的融资模式其实早已出现，比如蚂蚁金服，从扫码支付开始，帮助小微企业（码商）做数字化转型，实现企业经营流程自动化，通过控制交易信用为码商发放贷款等。简言之，随着“新基建”的推进，随着疫情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，有助于融资模式，不再局限于主体信用，而向资产信用与交易信用转化，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

张影：疫后消费将加速从需求端到供给端的数字化 

疫情对物理世界的影响，让品牌对数字渠道的依赖度上升，同时也让品牌从需求端到供给端的数字化变成可能。 

在需求端，疫情对人们的消费预期、决策和偏好都产生了影响。在预期上，消费的恢复程度将呈现分化，反映不同行业和人群对未来的预期。在决策上，疫情致使人们恐惧大于渴望，决策链条变长，消费更加谨慎。从偏好上，线上消费得以强化，必然影响到恢复后的消费，但就业问题可能影响支付能力，致使消费变得谨慎。

以消费端推动供给端的优化配置，是品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步骤。基于疫情对消费端的影响，处于供给端的企业如何找寻机会？首先，要注重品牌建设和渠道整合，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；第二，文化自信将带来产品自信，国货会赢得很好的发展；第三，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将达到新高度，消费者会加大健康相关的投入；第四，疫情强化了线上消费，促进消费“平权”，所有人享受到同样的产品；第五，大数据、算法等会更多介入生活，迎接更智能的未来消费。

陈玉宇：警惕风险低估导致的政策力度不够 

根据当前的数据推算，一季度的经济骤停，在实行积极的政策应对条件下，乐观估计会拖累全年2-3个百分点。剩余三个季度，经济如果强劲反弹，经济增长8%，部分抵消一季度的影响后，全年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到4个点。不过，也不必过于忧虑3-4个点的预期，而是要看经济活动路径的走势。一般而言，大家预测经济真正强力的反弹会在年末和2021年。

这次疫情作为对经济的负面冲击，有几个特点。一是不常见，属于罕见冲击。不能以03年sars做判断参照。二是是对全球短期内的共同冲击。三不是金融体系内部发生问题，然后蔓延，而是公共健康冲击。五，就业压力会比09年金融危机大。六，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，应对这些特点的冲击，难以到达中小企业和居民。

因此，当前的政策风险在于，大家倾向于用2003年的SARS作为参照，这有低估经济风险以及疫情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的风险，将导致政策力度不够。

货币政策要进一步为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（包括中小企业）提供流动性，关键在于两点，降低利率，以及让信贷可得性增强。财政政策的重点则有三点：一是加大对应对疫情和卫生领域内的大量采购与投资，夯实长远的卫生健康体系的能力建设。二，短期减免税收，补贴贷款，支持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。三是，面向长远的基础建设计划，即新基建，既要融合新的技术，还要着重于社会公共服务。 

此次疫情将带来六个方面的重大变化：第一，数字经济将突飞猛进；第二，个体的价值观态度会发生突然变化，个体的风险意识会加强，传统的社会接触模式受到挑战；第三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发展会有一个巨大的调整期；第四，政府能力将得到强调，无论是经济调控的能力还是社会治理的能力；第五，面对共同危机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得到加强，个人主义有被弱化的趋势；第六，正如每次危机都会呼唤检讨反思，新的全球范围的改革风潮会出现，有的甚至会很激烈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。